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6月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以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
（1）对“三农”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对“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3）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进一步鼓励其发挥好提高企业资金运用效率的作用。
同时，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8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央行有关负责人就定向降准并结合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答记者问
1、此次定向降准并结合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背景是什么？
答：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对部分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鼓励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同时，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多种工具组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适当下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总体看，随着各项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社会融资结构有所改善，各类市场利率均有所下行，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的接续关键期，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和防风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继续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着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同时，我国物价水平仍在低位运行，实际利率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也为运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工具提供了有利条件。鉴此，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再次定向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结合下调金融机构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以更好地平衡好总量稳定与结构优化的关系，促进稳增长、调结构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2、此次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此次定向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主要内容：一是对2015年初考核中“三农”贷款达到2014年6月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前，已对“三农”贷款达标的上述机构定向降准0.5个百分点，并累计对小微企业贷款达标的上述机构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二是对2015年初考核中“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2014年6月定向降准标准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前，已对“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标的上述机构定向降准0.5个百分点。这样，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只要在2015年初考核中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2014年6月定向降准标准，均可执行较同类机构法定水平低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三是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增强大型企业集团内部资金融通功能，提高资金周转效率，纾解国有企业资金和成本压力，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
3、此次为何没有在定向降准的同时普降准备金率？
答：4月末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后，银行体系备付金水平一度达到历史高位，预计6月末银行体系超额备付金水平仍将保持在3万亿元左右。同时，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最低时降至接近1%的历史低位。近期受新股发行冻结巨量资金影响，银行间市场利率与最低点相比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上较为充裕，并不需要普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提供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以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新增或者盘活的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等领域。本届政府一贯重视定向调控，着力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5年要继续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此次定向降准的目的正是为了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发展的能力，强化正向激励作用，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利于金融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4、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于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有何积极意义？
答：2014年以来，为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银行先后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0.9个百分点至5.10%，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0.75个百分点至2.25%。在基准利率连续下调的引导下，2015年5月份，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16%，较去年同期下降0.91个百分点，创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金融机构存款定价更趋理性，存款利率总体有所下行，分层有序、差异化竞争的定价格局基本形成。随着各项政策措施效果的逐步显现，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也有明显下行，社会融资成本整体有所降低。
从近几次降息的效果看，贷款利率虽已全面市场化，但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仍然具有较强的导向和信号作用，进一步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可望继续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加之同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也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筹资成本，带动各类市场利率和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巩固前期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
5、下一步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还有哪些考虑？
答：此次定向降准并结合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重点是要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优化结构的重要功能，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继续发挥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总体思路，更加主动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注意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优化政策组合，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进一步完善调控模式，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央行降息又降准 盘点历次降准降息对a股影响
经济学家解读：
降准减息的最佳时机来临
继上周遭遇7年来最大周跌幅的“黑色端午节”之后，本周a股再次震荡下行。截止6月26日收盘，沪指跌至4192.87点，较之前近5200点最高点回落约20%，投资者信心跌落谷底，牛市结束论亦扶摇直上。
可以看到，本轮股市大跌与决策层积极规范场外配资和加大ipo融资等举措密切相关。在笔者看来，上述措施有助于防范股市泡沫，确保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政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经验表明，单一政策如果缺乏配套措施往往会产生放大效应，导致市场反应过度，甚至造成踩踏。例如，当前a股蓝筹估值并不高，相对于上证a股整体22倍、创业版142 倍的市盈率，银行股市盈率还不足8倍，但也在周五遭遇重挫。政策利空导致的无区分的全面回调很难说是市场更加健康的标志。
从这个角度而言，措施落地后效果能否符合初衷，不仅取决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还需有合适的配套措施。实际上，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通胀较低且企业实际利率较高，笔者年前就做出了年内三次降息、五次降准的判断。而近一段时间，出于政策宽松或将助涨股市疯牛的担忧，降息、降准时点有所推迟。因此，笔者建议，借此管理层清理场外融资，防范股市风险之时，推出降息、降准不仅是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通缩风险之下相机抉择的重要表现，也能防止预期混乱、对场外配资清理等规范股市政策起到对冲之效，一举多得。
针对本轮资本市场的大幅上涨，笔者曾在两周前《牛市不需“国家战略”》文章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在笔者看来，a股市场从去年年中发力，告别2000点实现一定程度的上涨是有基础的，流动性宽松，改革预期兑现等原因都有助于a股的估值修复。然而，在经历了一年的快速上涨后，越来越多的风险也在显现，比如当前估值明显偏高，经济低迷与股市背离，改革预期远远领先于政策落地，股市财富效应与支持实体经济收效甚微，投资者杠杆率高加大金融与社会风险等等，值得管理层与投资人保持警惕。
不难发现，应对上述风险，官方近一个阶段态度也有所调整。例如，官方媒体减少对资本市场有倾向性的言论，加大对杠杆融资进行规范等等。在笔者看来，上述调整符合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也能避免投资者产生股市只涨不跌的预期，防范金融风险，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经验表明，好的初衷能否收到良好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更要考虑到是否采取配套政策，对其外溢性风险做好防范。以43号文为例，去年决策层推进财政改革的决心与力度有目共睹，43号文明确规范了政府融资平台行为，并为地方政府“开前门、堵后门”，是财税改革步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
但是，由于当时并没有太多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可以看到，受对地方融资平台严格措施落地的影响，地方政府早前曾一度无法保证在建项目开工，造成固定资产投资一路下滑的局面，反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总结对其风险考虑不周之处，其后2万亿债务置换相继推出，配合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才较好的防范了财政悬崖风险，起到了既促改革，也不失稳增长的作用。
同理，在笔者看来，现在降息、降准恰逢其时。原因在于，从基本面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继续下滑。一季度gdp回落至7%，名义增速仅为5.8%；同时，考虑到同期受资本市场反弹带动的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实体运行经济的情况可能更要差于预期。
截止今年前5个月，中国经济数据更是逐月走低，目前为止，并未看到止跌趋势。特别是投资方面，1-5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增速从上月的同比12%继续下滑至11.4%，降至2001年以来的新低。在笔者看来，若要保持今年gdp7%的增长与13.5%的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或许需要维持在25%左右的增速，因此未来保证合理的资金配套仍是关键。
此外，今年全球经济也比预想更困难、更复杂。美联储推迟加息、欧洲日本经济处于困境之中，大规模qe正在推出。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面临困境，特别是俄罗斯、巴西陷入负增长拖累相关出口。因此，全球经济不稳定与量化宽松是也使得中国面临的外部面临挑战，人民币相对非美元货币保持强势同样削弱着中国出口竞争力。因此，海内外经济低迷、实体经济运行乏力之下，借助当前通胀水平整体处于低位的时机，及时降准、降息确有必要。
毫无疑问，早前降息、降准推迟并非基本面好转，而与政策宽松或将助涨股市疯牛的担忧有关，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按此逻辑，当前决策层规范股票市场，抑制场外配资活动，对高管违反承诺的减持行为进行查处确实必要。但造成预期混乱，股市踩踏发生也并非促进股市健康发展的初衷，借此机会降准降息一方面有助于稳增长，进而为企业盈利提供支持，降低泡沫，另一方面也能防范利空因素放大，对冲控制杠杆的负面冲击，一举多得。
实际上，政策协调配套可以起到较好效果，应该推而广之。比如，应对经济下滑，不仅需要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宽松也必不可少。考虑到今年地方债到期金额近3万亿，进一步增加置换额度仍有必要。此外，用好财政资金存量在当前财政收入面临较大压力之时也尤为重要，如今当前近3.5万亿的财政存款，如能继续将此部分资金用于民生支出及减税，将既能稳增长，也能起到调结构的作用。
更进一步，政策出台时效性也至关重要。稳增长与改革措施的推出，时效对政策效果影响非常大。比如，2万亿地方债置换如不及时实施，经济进一步下滑，会酿成地区性债务危机。同样，降准降息如果被延误，市场悲观情绪恶化，形成更多的融资盘爆仓，据报道目前有九成配资接近爆仓预警，如果任其风险暴露，将有连锁反映，其后政策再出手防止金融动荡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目前是降准降息的最好时机。